講者:藍芸若
整理:嵇國鳳

本場講座由受難者家屬藍芸若老師主講。藍老師從自身家族的創傷經驗出發,並旁及其他受難者的家族故事,希望帶領學員去了解,從一個女性的視角,如何在歷經白色恐怖的國家暴力與全面監控後,逐步尋回家族內噤聲的記憶,並開始思辨自我認同的人生旅程。

詩人的殞落

藍老師提到,作家藍博洲曾以「福馬林池撈起的詩人」來稱呼爸爸藍明谷。

藍明谷(1919-1951),本名藍益遠,生於日治時期,高雄岡山人。自台南師範學校畢業後,任教於枋寮公學校。1942年前往中國,就讀北平東亞經濟學院,並開始從事文學創作,因而與作家鍾理和(1915-1960)結為摯友。1947年回台後,經鍾理和介紹,前往其弟鍾浩東擔任校長的基隆中學任教,講授國文。曾將魯迅的短篇小說《故鄉》翻譯成日文出版。1949年,因涉入《光明報》案與基隆工委會案之故,開始了逃亡躲藏的日子。直至1950年,因父親、妻子等親友多人被捕後,於同年底向高雄市警察局第一分局自首。經軍法審判,以「意圖以非法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」,判處死刑,於1951年4月29日在馬場町被槍決,卒年32歲。5月6日,家人從國防醫學院解剖教室的福馬林池中,撈起了藍明谷的遺體。此時,被關在台北獄中的妻子張阿冬,仍不知道,先生已經罹難。同年5月17日,張阿冬以「知匪不報」的罪名,跟著第一批政治犯被移送綠島感訓。

匪諜之女的自由

藍老師回憶,自小,媽媽和家中長輩從不提起爸爸的遭遇。但卻在小學同學的口中,得知爸爸是「匪諜」後,「匪諜之女」的自卑心情,開始隨著秘密的陳封發酵,卻始終不敢向家人提及。尤其,看著媽媽隻身一人,辛苦養家的處境,又豈能不對早逝的父親心懷怨懟呢?

此外,身為「黑名單」的壓力,使媽媽僅管有日治時期的產婆證書,卻很難找到工作。好在曾當選岡山鎮第一、二屆民選鎮長的鍾藏欽,很有義氣願意擔任保證人,使媽媽得以順利進入岡山醫院當助產士。因此,藍老師小時候就不斷被媽媽提醒,鍾老先生是我們家的大恩人,以後有能力要記得報恩。就這樣,身為藍家人,同時也是一個女人,藍老師成為了鍾家的長媳。

對內,家人間隔著秘密;對外,生活的壓力、警察的關切,社會的氛圍,皆讓藍老師無從選擇、持續的成為黨國教育下,自卑的「獄外之囚」。一直到1993年,四十四歲的藍老師,透過作家藍博洲與媽媽的訪談內容,才開始逐漸了解父親,釋懷對父親的怨懟。當家族的創傷開始在政治的解嚴、檔案的解禁下,獲得被談論與敘說的自由時,藍老師希望我們謹記,自由與真相的來之不易,但錯誤的歷史,卻很容易重來。

誰的祖國誰的家?

透過藍老師家族的白恐經驗,清楚的揭示出:「國」如何在法令重刑的威權統治下,摧毀「家」的過程。家所失去的,不僅是具體的親人喪生,對遺族而言,更留下了抽象且持續性的精神凌遲。藍老師揪心的說:「從小就沒有爸爸的呵護與疼惜,是我一生最大的遺憾」。

當國家僅憑藉抽象的政治認同,便可以任意剝奪他者實存的生命時,那樣的恐怖,其實是沒有具體形狀與道理可供遵循的。因此,沒有人是安全的,也沒有人能自外於監控的體制,保證自己不被摧毀。對藍老師而言,受難者可以選擇原諒,但「必須知道到底要原諒誰?」面貌模糊的加害者,始終隱藏著歷史將重蹈覆轍的可能。

最後,藍老師說她很想知道,曾因憧憬社會主義,被冠上共匪罪名而遭槍決的爸爸,如果尚在人世,面對國族認同的抉擇時,他會選擇哪一邊?中國,還是台灣?笑看自己的政治立場曾引起的批評,藍老師感性說道:「我認同的,是我的家,我出生成長的土地。」當台灣從戒嚴體制艱辛的走向轉型正義,今日的我們,終於能在「國」的面前,自由的決定政治的認同與「家」的想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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